过去的2018年，大家听到的、看到的、感受到的，更多是艰难、困难、挑战。

这一年中国车市很可能是自一九九零年以来，第一次负增长。过去多年来这个行业跟我们房地产一样是高增长的行业，可是现在第一次负增长；

这一年，中国楼市在诸多政策调整，和前期透支因素的共同推动下，平台风险升级、一级市场土地流拍、二级市场促销打折，这些我们都能深深感受到房企给我们传来的阵阵压力；

这一年，中国股市大幅度下降，真是非常大的下降；

这一年作为消费升级的重要标志，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15.3%，甚至全国烟草的销售也出现历史上的负增长。这是多年未见到的，卖烟草的也出现负增长。

这一年，社会融资的融资增量，创两年来的新低。

我想，总之，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后，正步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各方面的需求正在下降，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规律，这也许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规律趋势。

我们以楼市为例，2017年中国商品房卖了17亿平米，其中住宅14.5亿平米，这两项指标今年仅分别增长了2.2%和2.8%。如此规模的总需求，大家看一看，这种增速下降还是持续的，还将下降。汇丰银行17年发布一项针对9个国家的调查，中国千禧一代也就是1981年到1998年出生的住房自有率达到70%，比其余的发达国家都要高，美国千禧一代的住房自有率只有中国的一半不到。

波斯顿咨询公司正在给我们设计院做咨询，他们研究表明，中国城镇居民户均住房保有量和人均居住面积已经超过日本，接近德国与法国的水平。根据预测，中国到2025年人均居住面积将达到40到50平米之间，据此推断：中国年度房屋建筑面积将会停止于每年18亿平米左右。告别增长的年代，这也是一个大概率的事情。

无论是车市场、智能手机等典型的消费品，还是互联网的流量，也都呈现出需求下降、增速放缓的态势。这个态势过去都没有，所以对于决策者和企业来说，恐怕我们过去很少回去想这个问题。

所以说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的发展的阶段，我们要深刻的认识到，今天的社会再也不支持那种不顾社会成本的扩张了。要素价格上升了，环保要求上去了，年轻一代的工作条件要求更高了，城市对大兴土木的约束也越来越严了，再搞传统的模式扩张不仅无人喝彩，而且很可能被群起而攻之。

因此同质化、价格战这样低质量的增长的确难以为继。从现在起，好要放在快的前面，质要和量齐头并进。企业到了必须调整心态的时候，就是从粗放到精细，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从规模为王到价值为本，从忽视投入产出比到追求投资回报率。

过去我们也都这样说，做了没有？做的怎么样？我想每个企业都有感受，过去我们把关注点放在订单上，放在市场上，放在中标上，放在规模上，我们现在必须把关注点放在成本上，放在结构上，放在投入与产出的这种关系上。

我们再来看看建筑行业，这一年大家对市场的担忧不断的加剧，不仅仅是中小民营企业，对我们央企工程局而言，市场挑战也是严峻的，尤其是经历了多年的高速增长，我们八大工程局营业收入低的也有接近100亿，高的甚至突破了2000亿；而且人员基本上是破万的，还有庞大的数万人的劳务队伍。这么庞大的规模习惯了高速增长，一旦增长放缓甚至停止，就会感觉到矛盾与压力扑面而来。更要命的是现在我们的身躯还处于虚胖状态，我们的脑袋还停留在过去，甚至很多国企、很多企业，因为过去十年成倍的规模增长而骄傲，甚至因此而误判自己的能力和实力。整个建筑圈的很多企业大而不强的特征十分的明显。

我在这个行业接触了很多人，也接触了很多企业，在中建也工作了30多年，我们很多人恐怕是高估了我们自己的能力。因为过去二三十年的大势很好，我们每个企业都在发展，导致大家觉得自己很强大，很了不起。我觉得恐怕不是这样，我们的实力、管理企业的能力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好。

除了大的行业外，大家也可以看到建筑业各个细分领域也面临挑战。

首先我们来说说房建业务。从长期看，房建市场增长空间有限，面临即将到天花板的这么一个局面。而且受地产政策调控政策的影响，未来微增长甚至缓降应该是大概率的趋势。

基建业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8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9%，增速较去年回落1.3%。一方面目前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高基数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空间和条件有限。另外一方面，受地方债务控制的影响，PPP监管的加码，以及金融政策收紧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基础设施投资市场观望情绪浓厚，特别是资金方参与动力不足。

当然最近一些迹象也表明，随着保持基础设施补短板力度的政策趋势进一步的明确，短期来看，合规的有利于调结构、补短板、惠民生、强后劲的基础设施项目将加快。例如我们川藏铁路投了多年终于启动了，带动数千亿的投资，某个地方地铁的加速等等。

但从长期看，投资对经济的贡献明显下降。为了更加注重稳增长调结构，一句话，将告别粗放的投资模式。基建投资长期回落的趋势是不可逆的，我们投资的边际效益也是递减。方方面面的专家都在预警，过去二三十年，我们靠各种各样的投资，企业在借钱，政府在借债，居民在用杠杆消费，都在借钱。我们从国家、政府、企业、居民，过去20多年都是这样的，都在借债，都在用杠杆促进消费，增加需求。但这样的效果到现在为止再也不能走下去了，否则我们国家经济将出现非常大的问题。

再来说说海外业务。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海外业务发展潜力巨大，但海外业务更多是着眼于长远和战略的布局。当前受美元走强、中美贸易摩擦、球范围内流动性收紧等因素的影响，境外项目融资难度加大，竞争更激烈，落地周期更长。

而且海外环境比国内更加复杂与艰难。大家可能也在媒体上看到过，很多项目往往是上一届政府中标的，要到下下一届政府才能完工，中间任何细节都会变更。而且他们跟我们中国的政治环境是绝然不一样的，往往是执政党在野党轮流执政，这样的政治环境让我们本土的建筑行业非常不适应。

海外每个国家不管大与小，不管和我们远与近，不管穷与富，都比中国复杂。大家看到你做得太好有人嫉妒，你做得不好会有更多的批评指责，所以海外比国内更加的复杂与艰难。这一切都说明海外业务很难在短期内形成稳定的规模产生，对发展的支撑作用有限。

到目前为止经过30年的奋战，我们每年最好的工程局海外业务收入也不过100亿人民币左右，海外业务收入的占比到目前为止普遍不到10%，而且波动性非常大。大家一直在努力，但海外领域要突然很快成为支柱很困难。我们做得最好的是我们的中交系统，比如二航局和四航局，海外项目占比超过50%，但他们也是耕耘了很多年，其中也经历了非常多的心酸，非常不容易。

融资方面，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各种金融监管政策层出不穷，金融监管继续加码，融资环境持续收紧。国家部委对PPP项目的持续整顿，加上央企降杠杆控负债的刚性约束，企业发展面临的融资压力空前。

我想可能在座的很多同志们感受很深，目前正在致力于业务转型的央企工程局，普遍面临着投资驱动与降杠杆之间的阶段性阵痛。一方面，随着项目质量及收款条件的下降，传统建筑企业两金快速攀升，现金流贡献能力下降。另一方面，为了我们转型业务，当期投资业务又处于扩张期和投入阶段，受金融监管的影响，部分项目计划融资应该说在18年非常艰难。

我们过去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结算、两金、收款、清欠，过去是非常好过，政府要好过，开发商也好过，给我们放点水，他们挣大钱，我们挣点小钱，我们很高兴。现在发现结算难了，收款更难。所以我们既有繁重的老问题，要割尾巴，又有非常繁重的新问题，谋发展，发展在哪里？

最后我想谈谈资源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两年环保的要求越来越严格，钢筋混凝土几乎是轮番上涨，供不应求，优质劳务工人成短缺趋势，资源组合难度在加大，靠过去传统的人海战术，简单地堆积资源来扩大规模，带来的结果就是应付款越来越高，资产负债率越来越高，资产质量却越来越低，也就是说传统的增长从任何一方面讲都已经到了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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