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北京民族文化宫、北京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被拆除，现已重建)、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工人体育场，这是20世纪50年代，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北京兴建的“十大建筑”。这些建筑均在国庆节前竣工,其中大部分从开工到建成不足一年，成为中外城市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些建筑，是凝固的艺术品，也是浓缩的历史书，承载着中国建设者的荣耀与自信。

周恩来总理说，要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
1958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将在北京建设包括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工人体育场等十大工程项目，以向建国十周年献礼。周恩来总理亲自审定设计方案，专门委派国务院一位副秘书长负责联系工程建设事宜。他说：“要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中国人民之所以伟大，就因为我们能吸取世界一切好的东西。”

周总理审查人民大会堂方案

1958年9月6日，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万里召集了北京1万多名建筑工作者开会，作关于国庆工程的动员报告。除了组织北京的34个设计单位之外，还邀请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30多位建筑专家，进京共同进行方案创作。建筑专家、教授、工人、市民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人们对各项工程先后提出400个方案，其中仅人民大会堂就提出了84个平面方案和189个立面方案，并结合工程对天安门广场提出了多种规划意见。1959年2月，当时的“十大国庆工程项目”最后确定。

常金泉副指挥说，“圆弧大战”就这样打响了
十大高精尖工程，同一时间开工，除土方量不一样外，施工条件基本相同，没有土方施工队，机械化施工水平低，主要靠人海战术。
当时，人民大会堂的工地上汇聚了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1.4万名建设者，最高峰时作业人数达到3.5万人。由于整个施工过程实行了“平行流水、立体交叉”的施工方案，采用了一大批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因此，工地现场井然有序、工程建设快速推进。

人民积极投入大会堂建设

当时，北京建工承建包括人民大会堂、北京工人体育场等在内的7项工程。时任北京建工大会堂项目二分指挥部副指挥的常金泉回忆，大会堂万人大礼堂观众厅的顶部形似圆弧，所以当时的建设者称大礼堂吊顶施工为“圆弧大战”。大礼堂封顶后，屋顶要做内装修，2~3层观众挑台要装修，地面和地下要装修，从上到下有8层工序要同时交叉作业。最难办的是装修屋顶上的大圆弧，如果按老办法，搭“满堂红”的架子，整个礼堂将全是架子，势必影响别的工序。为解决这个问题，架子工们想出了办法：不用传统方法从下往上搭，而是从上往下搭成悬空架子，即把许多杉篙的上端固定在屋顶上，架子工顺着杉篙滑下来，搭脚手板，使架子悬在礼堂上空。搭架子那天，架子工们像杂技演员，盘在杉篙上，头朝下干活。2~3层观众台的底部也搭了悬空架子，“圆弧大战”就这样打响了。圆弧装修好后，拆完悬空架子，屋顶上被杉篙留下的一个个脚手架眼，就正好留作了“满天星”的顶灯灯群。

张百发队长说，我们到这里来就是攻“碉堡”来的

在大会堂项目，青年突击队勇挑重担，发挥带头冲破各种艰难险阻的主力军作用。作为最先来到大会堂工地的青年突击队之一，张百发钢筋工青年突击队在四分指挥部承担了常委办公楼工程的钢筋施工任务。常委办公楼在整个大会堂工程中开工较晚，且地基又处在辽金旧河道底，基础深达9米。

图为张百发青年突击队

张百发青年突击队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和另一个钢筋队一起，在16天内绑扎完常委办公楼的680吨基础钢筋。680吨这个数字，相当于张百发队过去一年半的工作量，他们经过讨论研究确定施工方案，合理划分流水段，分三班包干，日夜突击，争分夺秒，并提出了“技工一人带十人”“不完成任务不下火线”等口号。一连三天三夜，队员们始终奋战在施工一线。领导一再让他们休息，队员们却说：“完不成任务睡不着觉。”当时的工地指挥找到张百发，给他一个任务：“睡觉去，睡足8小时”，张百发回到宿舍躺在床上才感到身体疲乏，可是他的心却是始终在一线，“我们到这里来就是攻碉堡来的，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沸腾的。”

毛泽东主席说，应该给他们立一个纪念碑

经过9个昼夜奋战，他们会同两支兄弟队组共同完成了680多吨钢筋的成型绑，使常委办公楼的基础工程赶上了整个大会堂的施工进度。但他们感到自己做的还很少，经过全队讨论，又提出了新的战斗口号“跨上千里马，工具手中拿，大战天安门，春节不回家，争取立大功，阵地红旗插。”就这样，突击队以惊人的速度、高效质优，提前完成了各项施工任务，为1959年元旦献上一份厚礼。

中国建设者的聪明才智和吃苦耐劳精神促成项目早日建成，也让外国专家折服。当时，大礼堂主席台两侧的大柱子足有2米见方、45米高，需要采用混凝土现浇浇筑而成。由于工期紧张，所以先要绑出16米高的钢筋柱子，再支模、打灰。当钢筋绑到10米多的时候，靠南面那根钢筋柱子突然向东南方向倾斜，就好像一根又细又长的竹竿，直立起来，会自然向一边弯曲。苏联专家察看后提出把钢筋柱用气焊割掉，重新绑焊。但这样不仅工期长，宝贵的材料也会浪费很多。于是，当时的指挥部把有经验的老工人和技术人员请来，开“诸葛亮会”。会上，大家提出用15吨倒链，一端固定在墙壁上，把弯曲的钢筋拉直。一个架子工班忙了一个晚上，就把钢筋拉直了。考虑到“矫枉过正”，还多拉了30厘米。倒链一松，钢筋柱子笔直。第二天苏联专家现场一看，连连叹服，翘着大拇指点赞：“中国工人了不起。”
在人民大会堂竣工前夜，毛泽东主席来到工地视察，充分肯定了工程施工质量和进度，对忘我劳作的建设者更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这些同志不为名、不为利，却这样努力工作，应该给他们立一个纪念碑。”

杨嗣信劳模说，“小米加步枪”，土洋结合、以土为主，“粗粮细做”，革命加拼命

除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全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工人体育场等“国庆十大工程”也在当年落成。
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为国家博物馆），是定期展出我国历史与革命文物的大型公共建筑。工程总建筑面积6.9万平方米，平面呈“目”字型，整体造型庄重肃穆、十分精美。

由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选址的位置位于金水河旧河道之上，北京建工的建设者刚刚进场施工时，满腿都是河水改道后留下的黑色淤泥，深的地方足有5米厚。由于淤泥土质太软，根本达不到博物馆超大型主体结构施工的底板承重强度，清淤就成为建设者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当时，聪明的建设者利用了化学反应，采用电动矽化加固法处理地基淤泥问题，通过在土里灌入水玻璃、氯化钙和明矾溶液，与淤泥成分发生化学反应，再辅以加压和电渗的催化作用，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土颗粒胶结成整体硬块，让淤泥体积收缩并更加易于处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施工的“先手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
民族文化宫被英国出版的《世界建筑史》列为“新中国一宫”。

在1994年北京“我喜爱的民族风格建筑”评选活动中，民族文化宫从50座中选建筑中脱颖而出，名列榜首。在1999年，又被国际建筑师协会第二届大会选为“当代中国建筑艺术精品之一”。民族文化宫的塔楼采用了重檐琉璃瓦屋顶，设有瞭望塔，两翼屋顶各有重檐琉璃瓦角亭一座，琉璃瓦屋檐下部为油漆彩画，外墙面饰以白面砖，并采用石膏花饰、汉白玉浮雕、铜花饰等作为建筑物的装饰。当时为了优质高效完成任务，北京建工的建设者采用了立体交叉平行流水作业，大幅提升施工效率。在塔楼13层框架正负零以上，建设者进行了高62.1米连续支模，确保了总高度62米的主体结构仅用了47天就实现了结构封顶。
各少数民族到京开会的代表。同时，这个工程也是国内第一个采用预制装配式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的高层建筑，建筑的2-10层采用了预制装配化施工。整个工程的预制构件包括有各种楼板、大小梁、内外柱、抗震墙、楼梯、阳台、房檐等等，细分下来共有800种、6697件，构件全都放在一起总的体积有5765立方米，预制构件之间的连接主要靠电焊，把这些焊缝收尾接在一起总长达到37公里，相当于绕北京老城墙（今天的二环路）一圈还多将近5公里。
钓鱼台原是北京著名的园林古迹，已有800多年的历史。

1958年为接待应邀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的外国国家元首级贵宾，决定在此兴建国宾馆。其建筑本身迄今仍是一座具有民族传统园林风格的艺术精品。与人民大会堂一样，钓鱼台国宾馆工程的建设任务也仅用10个月就完成了。
全国农业展览馆有着高度的艺术水平和民族风格。

屋面部分应用了钢筋混凝土薄壳结构，其中，畜牧馆、气象馆分别用了20米和18米的圆形薄壳，妇女馆的大厅采用了双曲薄壳，还有青年馆的筒形薄壳，水产管的褶板薄壳等等，壳的厚度仅用从6厘米到12厘米不等，这些结构的原理就像鸡蛋壳一样，质地薄，但是可以有效地吸纳和均匀各方向受力，使结构具有很强的承重承压能力，同时挑高的结构还可以增加展馆的使用空间。
工人体育场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体育场，可容纳8万人同时观赏场地内进行的不同的比赛。

它是由竞赛场、游泳池、水上俱乐部和其他附属用房组成的体育建筑群，占地35公顷，总建筑面积78303平方米。由于原址是一片苇塘，地形东北高、南部洼，北京建工的建设者要将基地填到和马路相同的标高需要70多万立方米土方。为此，建设者利用地形从东直门修了一条1000多米长的引水渠，接到南部低洼地区，组成人工湖，既解决了场地标高问题，节约了大量土方，又丰富了场地的自然环境。1959年8月31日，工程验收全部合格，此后这里成为第一、二、三、四届全国运动会的主场地，并多次接纳重大国际比赛。
北京“十大建筑”是当时全国的建筑界精英采用非常规的“三边”工作法（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在10个月内高质量地完成了从设计到竣工的全过程。“十大建筑”的风格不拘一格，并不忌讳曾经遭遇过批判的大屋顶模式（全国农业展览馆），也不拒绝西洋古典（人民大会堂）或类似苏联模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同时包含着对新结构和新形式下的中国建筑的探讨（民族文化宫）。
全国劳模、原北京建工集团高级工程师杨嗣信把十大建筑的建设概括为四句话：“小米加步枪”；“土洋结合，以土为主”；“粗粮细做”；“革命加拼命”。他说，当时大部分是土机器，上不去，就用卷扬机代替塔吊。人民大会堂好多水磨石、木装修，现在看这些材料土里土气，可做出的活却是一流，质量一直到现在还那么好。这就是“粗粮细做”。
 “十大建筑”还推动了城市建设，确立了北京城市布局。天安门广场经过改扩建，发展了原有的南北中轴线，打通、展宽、延伸了长安街，十大建筑中的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革命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和北京火车站等六个建筑耸立长安街两侧，形成新的东西轴线——神州第一街。
半个世纪过去了，之后北京又诞生了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十大建筑”，但第一届的“十大建筑”所凝聚的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创造精神至今仍值得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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